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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再质疑英雄刘胡兰的真实性

2019/9/11 19:15:59

别再质疑英雄刘胡兰的真实性

刘胡兰画像 资料图片

电影《刘胡兰》剧照 资料图片

 

69年前的1月12日,刘胡兰同志牺牲,死时才15岁。此后,这个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,反复出现在中学课本和影视剧里,伴随着中国少年的成长。

  

然而数年后,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刘胡兰事迹真实性的质疑声音。有教授说刘胡兰是死于村民的铡刀下,而非就义;有中学生认为,刘胡兰是虚构的典型人物,并不存在;也有一些老师对课文里的描述表达了怀疑。

  

赵戈,曾是刘胡兰生前所在军区的一名战地记者。他与刘胡兰有过接触,了解她的生平,亲耳听过刘胡兰母亲的哭诉,也跟随部队参与了“为胡兰子报仇”的战役。

  

他深情回忆那段往事,只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,了解历史的真相,不怀疑,不动摇,不忘记。

 

刘胡兰曾叫刘富兰

 

我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,也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。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,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。当时,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。

  

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。然而,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,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“为刘胡兰报仇”的口号,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。那个情景,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  

我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,有的同学看了彩色故事片《刘胡兰》就提出疑问:“刘胡兰只有15岁,面对敌人的铡刀不怕吗?”“她可以不死的,她为什么要去死?”甚至有的同学认为“刘胡兰是作家虚构的典型人物,不是真人真事”。这些不该产生的疑问产生了。

  

法国有贞德,苏联有卓娅,中国有刘胡兰。她们的死惊天地泣鬼神,震撼了全世界的良心。然而,毕竟年代遥远,现在革命故事讲得少了,所以,这种种疑问的生出,责任不在于今天的孩子们,而主要在于我们。

  

刘胡兰出生在1932年10月8日。她出生的前一年,中国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。她出生的那一年又发生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,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。那时候我就在上海,只有12岁,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。可以说,刘胡兰一出生就恰逢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
  

刘胡兰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,连土地都没有,要租种地主的地,浇水也要向地主交水钱。她们文水交城一带有首民歌,我唱两句:“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,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”。因为交城是山区,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浇了文水,文水很肥。可穷人呢,有水没有钱,同样浇不上地。刘胡兰亲生母亲就是因为她家交不上水款,后来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而死。

  

刘胡兰原来的名字不叫刘胡兰,而叫刘富兰。她在入党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,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叫“富兰”有什么用,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,所以她把名字改为“胡兰”。胡就是她继母胡文秀的姓,因为继母对她非常好,所以她就叫刘胡兰了。

 

那些影响过她的人

 

1936年春天,我们工农红军东渡黄河、北上抗日,一直打到刘胡兰的家乡,在那里分土地、打土豪、救穷人、宣传抗日救国。这些对刘胡兰幼小的心灵震动很大。她从小就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,红军是救中国的队伍。

  

1938年2月,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文水县城,这时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,师长就是贺龙同志,我就在那个部队。在那里我们建立了民主政权,县长是我们部队派去的,跟我很熟,叫顾永田,就是电影里的顾县长。顾永田同志大我一岁,当时他19岁。电影里面说刘胡兰对顾永田还有朦胧的爱情,我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因为顾永田1940年牺牲的时候,刘胡兰只有8岁。电影、电视剧不管什么都要加一点恋爱的佐料,这点不好。

  

顾永田同志在八分区的影响很大,文水县的老百姓对他都十分敬爱。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1岁,牺牲以前是八分区的专员。当时日本兵扫荡,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,顾永田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,最后壮烈牺牲。所以在刘胡兰心目中,顾县长是个英雄,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。

  

还有两个人,也影响了刘胡兰。云周西村属于文水四区,四区出了两个小通讯员,一个姓韩,一个姓王。这两个小鬼经常到云周西村送信、送文件、送情报。刘胡兰是儿童团团长,跟他们很熟。1943年4月,云周西村被敌人包围了,这两个小通讯员为了掩护区长,他们叫区长先不要突围,等他们把敌人引开后再走。他俩一个往东走,一个往西走,把敌人引开,一边冲出去一边喊:“日本鬼子,老子在这里,你们来吧!”日本鬼子就追过去了。区长含着眼泪突围成功,而两个小通讯员壮烈牺牲了。

  

埋葬他们的时候,刘胡兰是掉着眼泪的,她帮他们换好衣服,把他们埋了。所以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,“死”是司空见惯的,血海深仇使小小的刘胡兰就懂得,人总是要死的,有的重如泰山,有的轻如鸿毛。

  

1945年9月,日本投降,刘胡兰13岁。当时根据地要吸收一批妇女干部,进行培训,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,没叫她去,因为她太小了。她知道后马上就赶去,去了也没法把她赶回来,就把她留下学习了,刘胡兰就成了那批妇女培训班里最小的学员。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,她又回到了云周西村,被选为云周西村妇救会主任兼四区妇救会干事。

  

1946年她参加大象镇土地改革,就是电影中阎锡山军队占领的大象镇。刘胡兰在土地改革中很有成绩,村支部推荐她入党,区委和大家很了解她,一致通过,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。她只有14岁,要到18岁才能转正,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共青团。所以,刘胡兰已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党员,而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了。

 

为胡兰子他们报仇

 

那是1947年元月,我们对疯狂残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了大规模反击。战斗连续进行了17个昼夜,终于在汾阳、孝义一线歼敌万余。独二旅和独四旅并肩向文水县城挺进。

  

独四旅是晋中平川的子弟兵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,有着浓烈的感情。但是眼前的一切,却被敌人糟蹋得面目全非。白皑皑的雪地染着殷红的血迹,田野里增添了许多新坟;埋葬和凭吊亲人的老乡们来来往往,哭声一阵接着一阵; 村村有燃烧着的房屋,有全家被害而无人掩埋的尸体……触目惊心的故乡,扎进晋中子弟兵的胸膛。大家没有言笑,没有胜利后的欢腾,子弟兵们瞪着怒红的眼睛,默默地迈着复仇的脚步,向文水疾进。

  

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的时候,乡亲们站在鹅毛大雪里,在村口把我们围住。老人哭号,小伙子流泪,控诉阎军的滔天罪行。他们急切地说:“为咱的胡兰子他们报仇啊!”部队的人问:“她怎么了?”老百姓答:“该死的勾子军,把她和六个乡亲活活地铡死了!”“什么时候?”“一月十二日。”“在哪儿?”“观音庙旁边!”

  

不用招呼,不用命令,战士们和乡亲们拥进观音庙前的广场。

  

那天,北风呼啸,大雪飘飞,广场上阴森、沉寂。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铡刀就横在前面,刀口已经卷刃,刀座上凝满了紫黑色的血迹。垫刀的高粱秆零乱地堆在地上,虽然蒙上一层白雪,但雪融之处,仍可见到血迹斑斑。

  

所有这一切,无情地向我们证实了:那个风雨里在各村间奔走的妇女干部,那个不分昼夜筹备军鞋的支前骨干,那个严肃又有点稚气地给战士们演唱歌曲的小妹妹,真的遭到了敌人的毒手。

 

将血染的泥土揣在怀里

 

刘胡兰的继母知道我们进了村,也来到广场。她面色苍白,眼皮浮肿,站在我们面前讲述女儿就义的经过。她极力忍住悲痛,一字一泪地说:“我家胡兰子,还有那几个乡亲,死得惨……可也死得有骨气……”

  

接着,她用充满仇恨和血泪的语言勾勒出这样的画面:就在这座阴森的观音庙前,铡刀旁边,刘胡兰向亲人们告别,她把平时喜欢拿在手里玩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亲。她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,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,挺着胸,昂着头,斩钉截铁地说:“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。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,别的不告诉你们。说吧,咋个死法?”敌人暴跳如雷:“你要是不说,也和那六个一样,铡死!”“怕死的,就不是共产党!”说罢,她向铡刀走去。

  

当时,我一边记着刘妈妈的控诉,一边流着眼泪。泪水滴湿了我的笔记本,手里的笔那么沉重。我不是在写,而是在刻,深深地刻下这仇和恨。战士们垂着头,有的擦泪,有的啜泣。靠在肩头上的刺刀,在风雪中随着他们的身子不停地抖动。

  

人被仇恨窒息了,心被仇恨烧焦了,就连树枝和房檐上的雪仿佛也被仇恨的气氛所融化,滴下了痛心的泪水。

  

刘妈妈说到最后,用颤抖的手,指着染满女儿鲜血的铡刀,喊着:“同志们,为胡兰子他们报仇啊!”说完,她支持不住,踉跄几步,几乎跌倒。几个战士急忙从行列中跑出来扶住了她。内中有个战士,膀宽腰圆,身材高大,面庞黑里透红,他正是前几天我访问过的机枪手王银才。他在汾孝战役中一个人俘虏了十三个敌人,缴获四挺美造轻重两用机枪。他是文水人,共产党员。这位钢铁汉子满眼泪水,在铡刀旁边,捧起一块渗透鲜血的泥土,用手巾包好,揣进怀里。然后他拉着刘妈妈的手,宣誓说:“刘妈妈,请不要过分伤心。我们把胡兰子为人民流的血保存起来,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,一定要为胡兰子报仇!”

  

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,使积压在内心的怒火迸发出来,广场上顿时枪刺高举:“为刘胡兰报仇!”“为死难烈士报仇!”的口号声淹没了风雪的咆哮,滚雷般从云周西村上空越过巍峨的吕梁山,向四面八方震荡,向整个被敌人蹂躏的晋中平原宣誓,向所有死难的英灵宣誓。

  

为刘胡兰报仇的突击队组成了,为刘胡兰报仇的爆破班组成了,为刘胡兰报仇的进军开始了。

 

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

 

部队没喘一口气,当晚就赶到了文水县城,也没有歇一歇脚,立即拔除了城关外围的所有据点。次日拂晓,透过乳白色的晨雾,我看到战士们伏在雪地上,严峻地望着灰秃秃的城墙。大家都知道,此刻在城墙上射击的敌人,正是杀害刘胡兰同志的阎军二一五团。仇人见面,分外眼红。战士们紧握手中的枪,用力蹬着地,随时准备冲进敌群,杀个痛快。

  

2月2日,下午1点钟,旅部终于发出了严惩敌人的总攻信号,接着山炮和其他轻重火器一起吼叫起来。爆破手陈英抱起炸药包,向城门飞奔。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,他抬腿踢开。雨点似的子弹向他扫来,他不眨眼地趴在地上匍匐前进。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,烟尘腾起,砖瓦横飞,高大而又坚厚的城门敞开一个缺口。陈英从烟尘中站起来,满脸硝烟,高举着拳头,转身向后边喊道:“同志们,前进,为胡兰子报仇!”

  

“为胡兰子报仇,杀!”响亮的口号一呼百应。千百名战士怀着报仇的急切心情,在枪林弹雨之中,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。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又碰到一道门,因为冲得过猛,第二道城门还没炸开。战士们急得跺脚,有的用枪托砸,有的用力推,但那高大的铁门岿然不动。在这紧急关头,陈英抱起另一个炸药包在后面大喊:“先下来,看我炸他个狗日的!”可是,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了退路,也使后边的陈英不能靠近城门。

  

忽然,机枪手王银才飞快冲出来。他挺身端枪,毫不隐蔽地向敌人还击。于是,敌人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他这里。王银才见敌人上当,就对陈英喊道:“上,爆破城门!”陈英趁机炸开第二道城门。战士们一拥而入,震耳的杀声在城里响了起来。

  

我随后跟来,看到王银才晕倒在冲锋道路上,我上前把他扶起,他睁开眼睛叫喊:“我不下去,我要斩尽这群连个孩子也不放过的畜生!”可能是用力太猛,说完他又昏迷过去。这时我才发现他头部受伤,鲜血滴在他前胸微微鼓起的衣袋上。衣袋里面有鼓舞他战斗、给他力量、被刘胡兰鲜血渗透的泥土……

  

我把王银才交给卫生队之后,跟着部队跑上城墙。巷战正在激烈进行,大街上到处都有我们战士跃进的身影,到处都有惊慌的敌人。随着一声又一声“为胡兰子报仇”的口号,溃散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倒下。最后,敌人逃往北门,在瓮城圈里乱挤乱撞,准备夺门逃命。

  

忽然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响了起来,跑在前头的几个敌兵应声而倒,敌人唯一的生路被掐断了。“好机枪!”许多人大声喝彩。我回头一看愣住了,原来王银才又跟着后续部队爬上了城墙。他头上刚刚包扎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,身子微微摇晃,但他咬着牙齿,瞪着眼睛,单腿跪在城墙上扣动扳机。子弹带着他满腔仇恨,发射出去。

  

枪声消失了,周围寂静了,战斗结束了。我看了看表,才知道这场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。多么短暂的五分钟!

 

老老少少都记得她

 

雪花片片飘舞,硝烟慢慢扩散,文水县城逐渐寂静下来。我定神眺望,街头巷尾满布敌人尸体。二一五团的指挥所上飘着投降的白旗。三三两两的战士横眉冷对俘虏兵。这一切,使我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:不错,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,但是我们有革命意志。就凭这种意志,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,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。

  

1962年初,就是刘胡兰牺牲15周年的时候,部队派我去慰问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、母亲胡文秀。刘妈妈拉着我的手说:“老赵啊,胡兰子要是活到现在的话也不过30岁,她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,可是你们老部队还记得她,记得我们,全国老老少少都记得她,我们也有了安慰。”

  

我说了一些慰问的话,接着去刘胡兰陵园瞻仰。刘胡兰的烈士陵园规模很大,一进门就是一个高大的建筑。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题词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八个大字,再接着是郭沫若写的刘胡兰的生平碑文,然后是刘胡兰的像,汉白玉雕,是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雕塑的,再进去是刘胡兰的坟墓,像小山一样,中国式的,长满了青草,下面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,两旁是与刘胡兰同时牺牲的六位烈士的墓碑。

  

我又去了观音庙,观音庙是保存下来作为陵园的纪念地。观音庙前写着“刘胡兰等七烈士就义处”,三把铡刀还放在那里。

  

我去的那天正好下着雪,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1947年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。想起了刘胡兰,我们去的几位同志都掉下了眼泪,在那里献了花。刘胡兰是永生的,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

 

最后的告白

 

刘胡兰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,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,挺着胸,昂着头,斩钉截铁地说:“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。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,别的不告诉你们。说吧,咋个死法?”敌人暴跳如雷:“你要是不说,也和那六个一样,铡死!”“怕死的,就不是共产党!”说罢,她向铡刀走去。